即便是法治概念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法律规则统治必要性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人治存在的事实可能性及意义留出空间。
其主要强调以加强土地用途管制来作为严守耕地数量要求、发挥耕地永续利用效益的关键手段，更为重视在土地用途管制过程中的局部与整体利益统筹，以确保补充耕地数量相等与质量相当、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22] 郭珍：《行为导向的耕地保护政策工具演进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例如，1981年《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针对农村建房和兴办社队企业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耕地，节约用地，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和单位乱占滥用耕地。[49] 王文旭、曹银贵、苏锐清、邱敏、周伟：《基于政策量化的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进过程》，《中国土地科学》2020年第7期。[26] 刘彦随、乔陆印：《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创新》，《经济地理》2014年第4期。该类措施手段旨在凸显耕地保护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遏制非农建设的用地需求长期居于高位，耕地占优补劣现象持续发生[81]的现实困境，以切实深化耕地保护认知、加强耕地质量管理、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二、规模化价值目标：严控数量主导下的耕地保护 这一时期从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至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土地管理法全面修订，所涉耕地保护条款的价值目标旨在凸显严控数量主导下的规模化耕地保护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制定，1988年、1998年、2004年、2019年修改）第30条和第32条，分别从占用耕地补偿和土地利用规划这两个方面，尝试明晰了我国耕地保护在数量和质量这两个方面的规范要旨。例如，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对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定性。然而这一定性不太准确，法国学界在此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学界讨论主要集中于宪法类型多歧化、政治体制分类的客观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48] 四、未竟的改革：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难以调和 不难看出，总统权力的扩张与制宪者理想图景中的总统职能定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加剧了宪法权力配置结构的不平衡。萨科齐亦曾经多次被指控：他被指控于2013年3月接受政治献金（affaire Bettencourt）、于2014年7月包庇侵犯职业秘密（affaire Azibert）、于2016年2月非法资助选举（affaire Bygmalio）。此外，2014年才颁布关于适用法国《宪法》第68条的组织法，该法虽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弹劾程序，但依然存在不确定之处。在总理提出修宪建议时，总统也有阻碍进程的可能性。
从精神层面而言，法兰西第三、第四共和国传统塑造了第五共和国议会制底色。近年来法国政治丑闻不断，损坏了行政权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互信。
在行政二元体制下，总统与总理应有分工：总理负责领导政府决定并执行国家政策（法国《宪法》第20条）。[16]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国之前，戴高乐总统曾在贝叶讲话中提出了两套国家权力构建方案：一套以行政权为主导，强调国民主权及国家的持续性，体现了精英政治的内涵。[1]虽然学界对宪法文本存在一定的批评，例如勒内·卡皮唐（René Capitant）认为1958年宪法文本是法国宪法史上编撰得最不好的一个版本，[2]但从实践层面观测，宪法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的稳定器功能长期受到法国学界、政界肯定，为法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蓬勃发展塑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种是主动审查：在总统行使特殊权力的60天结束时，以及在该期限之后的任何时候，宪法委员会都有权审查权力继续行使的合法性，并在公告中提出其意见。
宪法第5条将总统定位为监督者、仲裁者及捍卫者，总统所享有的各项权力呈现多层次构造：常态政治下作为国家机构争议的调解者消极运行，在国家机构争议中或紧急状态下成为权力运行的主体。在法国，议会选举在前，总统大选在后，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多数党的支持才能获选，总统竞选纲领也不得不趋同于议会多数。因此，明晰组织法、激活弹劾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政府由于资金缺乏和政治稳定考虑原因决定停止执行该法案，总统不得不妥协，随即要求议会重新审议该法案。
就宪法委员会的监督而言，有学者对60年来5000多个宪法委员会宪法判决进行了分类。萨科齐2007年就任总统不久便声明，总统应有权每年面对议会解释其行为。
极右玛丽娜·勒庞进入第二轮，并在第二轮的得票率为33.90%，这意味着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极右翼政客具备担任共和国总统的资格。尽管这两项权力原本并非总统的自有权，需要总理或部长副署，但基于相同的权力逻辑，总统依然可以主导政府的规章制定权。
法国200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在国家生活重要时刻有权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草案第11条建议修改法国《宪法》第54条，将60名议员可联名向宪法委员会提起违宪审查改为40名议员可联名向宪法委员会提起违宪审查, [63]强化民主监督，尤其是保证议会少数派对总统权进行制衡。现任总统马克龙与竞争者之间的竞选纲领已现雏形。[28]在非共治时期，总统既能主导行政权，又获得议会多数派的支持。[3]事实上，左右各派一直以来的争点均表现为如何回应国家治理的诸种危机。在法国政坛上，国民阵线已经不是一种新现象，也不再是敏感话题。
学界与政界普遍认为法国近年来的国家治理危机源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需要走向国家机构新的平衡。但即便在共治时期，总统依然可运用各种方法影响其他机构的运行。
法国《宪法》并不是建立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制宪者希望总统能超越政党利益，也就是超越其政党的意识形态界限，并优先考虑国家捍卫公共利益的至上性。其二，在制度层面纠结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
[33]其二，总统提请全民公决时应经政府的提议并处于议会会期。在此情况下，宪法修改草案只有获得有效选票五分之三的多数才能被批准。
[61]具体而言，第一类判决主要涉及立法的合宪性审查，第二类涉及选举诉讼，第三类主要涉及制度的良好运行。法国总统主要通过两项具体职权产生间接影响：其一是任命总理（法国《宪法》第8条），其二是总统在议会发表咨文（法国《宪法》第18条）。（一）共治时期的规范运行 所谓共治，指国民议会选举后议会多数派与总统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在此过程中，宪法规范内在的变迁与政治事实的规范力形成紧张关系。
此外，也有学者建议修改法国《宪法》第18条，赋予总统在议会发言时进行讨论并投票的权力。行政权在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平庸，未如制宪者预期。
此外，总统可以与议会少数派联盟，阻碍政府推行的法律草案通过。[15] 二、宪法规范层面：多层次构造下的总统职权 法国《宪法》第5条作为第2章总统专章的首条，对法国总统职权进行如下规定：共和国总统监督本宪法获得遵守，通过仲裁确保公共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的连续性。
宪法委员会认为，该条款蕴含着对行政权的指令（injonction），侵犯了立法与行政立法范围背后隐藏的议会与政府的权限划分，也对总统和总理基于宪法所享有的签署法令权和规章制定权造成了干预。综上，法国总统职权规范预设的三个层次以一种先后顺序呈现，但在实践中却出现失序的状况，正如米歇尔·维波（Michel Verpeaux）指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总统和总理职权的部分比较模糊也比较混乱。
形式条件也有两项：一是协商的义务：总统必须与总理、国民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以及宪法委员会协商。[55]行政二元制的宪制框架受到严峻挑战。在上述期限届满前，共和国总统可请求国会重新审议该法律或者其部分条文。宪法委员会尽快通过公众意见的方式作出决定。
[45]另一方面，法式的总统弹劾机制（法国《宪法》第68条）的条件也颇为严苛，极难启动。在法国，总统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复杂起来，权力制衡意图往往不能有效实现。
我们认为，研究方法可以实现多元化，既要避免从政治事实中直接得出规范力的论证，也要突破较为封闭的宪法条文解释，努力穿梭于事实与规范之间。[29]总统突破宪制规范，从宪法监督者转变为隐性制宪者，从仲裁者转化为决策者，具体表现如下： 1.主动修宪成为隐性制宪者 依据西耶斯提出的制宪权理论，国民作为主权者享有制定宪法的权力，共和国总统仅仅是国家机构之一，不能自我设定职权范围。
[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页。[38] 首先，总统有总理任免权并有权主持部长会议。
